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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江浙地區的茶館

來源:茶樓網 發布時間:2017-06-17 圍觀:1238次

清末江浙地區的茶館


所謂“茶館”,為以茶供客的店鋪,也被稱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鋪”、“茶棚”、“茶社”、“茶居”等,在中國特別發達。茶館、茶肆在中國的出現,是飲茶日漸普及的唐、宋時代以后之事。這種茶館,與“酒肆”、“酒坊”同樣深受中國民眾的喜愛。在清末,主要對于中下層的人們來說,茶館作為休息和社交的場所、集會的場所、交易的場所等得到了廣泛的利用。(注:竹內實:《茶館》,大修館書店1974年版,第4~7頁。)


  關于茶館的風俗及其所起的作用,僅就其系中國特有之物這一點,很久以來就吸引了研究者們的關心。對于上海、蘇州、成都這樣的大城市里的茶館,以前有井上紅梅氏(注:井上紅梅:《支那風俗》(中),日本堂書店1920年版,第248~257頁。)和后藤朝太郎氏(注:后藤朝太郎:《支那風土記》,章華社1935年版,第74~78頁。),最近有竹內實氏(注:李劼人:《暴風雨前》,《李劼人選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頁。),都作了這樣那樣趣味盎然的介紹。此外,對于江浙地區和四川農村地帶的鎮、市、場中的茶館,天野元之助氏(注: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村雜記》,生活社1942年版,第204~208頁。)、福武直氏(注:福武直:《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11~212頁。)和施堅雅氏(注: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與社會構造》,今井清一等譯,法律文化社1979年版,第50~69頁。)等,也從農業經濟及農村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作過極有意思的介紹。這些先行的研究,對于我輩后學來說是頗具指導意義的。本稿,就是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引導下,對清末江浙兩省的茶館作若干考察。具體來說,本稿的中心課題在于說明清末江浙地區的茶館是如何經營的,又是通過怎樣的社會勢力的中介而得以維持的。在研究清末茶館時以江浙地區作為對象,這是因為考慮到該地的茶館數量最多,故而茶館所起的作用也極大。


   一


  在清末中國,只要是可稱為“人煙稠密”之所,就會開設各種大小茶館。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杭州、寧波、武昌、漢口、長沙、成都、福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有難以計數的茶館,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熱鬧。在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縣城一類的地方中心城市,鎮、市之類的農村商業場所,也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茶館。在大城市中,據說達到“平均起來約一條街道就有茶館一家”(注:李劼人前揭書,第337頁。),顯示了茶館的普及程度。


  以地區來看,在清末這一時期茶館開設得特別多的,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地區江蘇和浙江。在浙江省,大都市杭州、寧波,還有湖州、嘉興、紹興等,都有著為數眾多的茶館。杭州西湖畔風景勝地等處,帶有精致日用家具和裝飾的高級茶館鱗次櫛比(注:郁達夫:《我的夢、我的青春》,岡崎俊夫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卷5,平凡社1962年版,第296頁。);通商口岸的寧波,也是“上下三層,裝飾盡善盡美”的“宏大美麗”的茶館林立(注:東亞同文書院第九期《孤帆雙蹄》,東亞同文書院1912年版,第258~259頁。)。時值“蠶熟期”,熱鬧非凡的湖州和嘉興等地的各縣城,各個大小市鎮中,也是茶館連著茶館。在湖絲主要產地的烏程縣南潯鎮,據《同治南潯鎮志》記載:“農人……每入市,則茶寮、酒肆雜坐喧闐”(注:《同治南潯鎮志》卷二三,《風俗》。);《民國南志》也說:“茶棚、酒肆紛紛話,紛紛盡是買與賣?!保ㄗⅲ骸睹駠蠞℃傊尽肪砣?,《風俗》。)由此可知,對于來自周圍村莊的農民來說,茶館是生絲及農產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場所。


  江蘇省茶館特多的地方,是上海(當時隸屬江蘇——編者)、蘇州、揚州等地。在上海,從19世紀60年代初起,已經出現了能夠容納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館(注:蔣寅生:《寅生目錄》,《太平天國史料專輯》,第433頁。),到上海一躍而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國最大的工商業都市的19世紀末,其繁華街道的四馬路、五馬路等處,高達三、四層宏偉華麗的茶館“青蓮閣”、“一壺閣”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談》,切思會1899年版,第68~70頁。由于本書對清末上海茶館的風俗作了詳細記載,為作參考,引錄如下:“上海的繁華街道,是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其中又以四馬路為最繁華。去四馬路,就會見到茶館。這些茶館,約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層、四層的樓房。每日上午十時左右到晚上十二時左右,連三樓、四樓都坐滿了茶客。大約一家茶館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時候會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談。進入茶館,首先就會拿來茶壺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談話交游。如想吃點心的話,其處各種茶點應有盡有,可買來吃,若不想吃的話,不買亦可。此外,茶館中又有吃煙室,此為吸食鴉片煙的場所。在這里抽煙一小時需付一定的錢,抽煙二小時付的錢亦相應增加。無論何時,入室抽煙之人或為30人,或為50人,總是一邊吸煙,一邊交談。每個茶館這樣的場所約有幾處。日暮之后,是茶館營業最盛之時,館中客滿,各自一邊飲茶一邊喧鬧交談。其中亦有女子盛妝打扮來此,這是為的吸引茶客。茶館中附設臥處,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邊品茶,一邊聽藝妓彈奏琵琶,哼唱小曲,彈奏木琴,演奏音樂。這可由五人或七人輪流來作。這種藝妓如果色藝不精,花上一元錢,就可使其立刻來到茶客旁邊遞煙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這樣,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館,飲茶,說無聊的話,以相互消遣。通常往來四馬路者,多乘坐馬車、人力車,藝者則或乘轎前往……”)。


  到19世紀中葉為止,以工商業而聞名的蘇州,作為淮鹽的大集散地揚州,茶館的數量也很多。揚州直到清末,仍是名士麇集、賦詩垂釣、嗜茶賞花,因擁有眾多高級茶館而為時人所稱道(揚州北門外豐樂街的茶館就很出名(注:《申報》光緒二年五月一日,《茶客還金》;《申報》光緒二年六月一日,《開肆逃債》。)。如同“吳中通衢僻壤,茗肆分開”(注:丁日昌:《撫吳公牘》卷六八,《禁婦女上茶館》。)所說的那樣,蘇州顯然是江蘇省的茶館眾多之處。此外,南京和新興蠶業地帶的無錫、新興棉業城市的南通一帶,也有很多茶館(注:《劉坤一遺集》第四冊,書牘卷之九,《復孫蓮舫》,轉引自名古屋商工會議所(高柳豐三郎)《清國新開場視察報告》,第77頁。),連被作為清末茶館叢生地代表的浙江省,與江蘇省比較起來,也不過只落得個“尚屬不多”(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的評價。清末的江蘇省,“無論貴賤貧富,類以論茗清談為事,或有晨夕兩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間,倦而欲返,出門又遇他友,重入茶園者”(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出入茶館幾乎已經日常生活化了。


   二


  清末江蘇、浙江地區的茶館,被都市、城鎮的居民猶如俱樂部似地利用著。商人及其伙計、掮客、手工業者等,每日幾次出入茶館。他們既可利用茶館進行主顧之間重要的商談,在因私事而不得不與熟人、朋友、親戚相會之時,也可帶來茶館進行磋商,這已成為風氣(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同行業間協商本行業的重要事項之時,或舉辦“搖會”之時,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館(注:《申報》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搖小會》;《申報》光緒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吳會瑣言》。)。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各行業的商人們都在每天的一定時間會于一堂,談笑之中達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蓮閣,雜糧商人等聚于杏花樓,顏料染料商人聚于長樂茶館,洋雜貨商人和面粉商人則聚于怡珍茶館,諸如這般,每天各行業都于一定時間,在特定的茶館聚集(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各行業將一定的茶館用作集會場所,這在工匠、船夫、車夫等都市的“下等社會”成員中也同樣如此。上海的船夫們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樓,小車夫們把嘉興路上的某個茶館,用來作為這樣那樣的集會場所(注:井上紅梅前揭書。)。蘇州絲織機房的“匠人”們以臨頓路的新園茶館作為“早晚聚會之所”,每逢罷工,終日聚集此處,氣勢頗盛(注:《申報》光緒三年九月十八日,《吳中瑣事》。)。南京也是同樣,臨時雇傭的“織錦工”們,每天清晨聚集于丹鳳街的三元茶館或北門橋的順興茶館,在這些茶館處接受當日工作,這已經成為習慣(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組《清末南京絲織業的初步調查》,《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2期。)。


  這樣,連下層社會的民眾也能對茶館作日常利用,而且飲茶一次僅需費錢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對于茶館來說,亦為民眾所喜愛的酒肆,則需花費兩倍于茶館的錢財(注:郁達夫前揭書,第281~282頁。)。


  飲茶的便宜,茶館的隨處可見,使茶館的營業形態表現出甚為鮮明的特色。以《申報》所載天津的情況為例:


  茶館內賣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葉的話,其價格亦僅增加一倍。所以雖然座上客常滿,但仍生意式微,鮮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廂內外大小茶館,每當春秋佳日,多有或雜劇或評書,或唱時新小曲,或說大鼓書詞者。每座加價數文,或數十文不等。(注:《申報》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館熱鬧》。)


  如上所記,可見茶館的經營常有與雜劇團、說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藝人相結合的傾向。無論哪家茶館,為了確保從一定數量的顧客及從茶客處獲得特別高的消費,不得不講求各種各樣的經營方法,而上演雜劇、招引說唱藝人等,就是集客的最為有效的辦法。


  茶館與藝人的結合,在茶館特多的江浙地區表現尤為顯著。在蘇州,乾隆年間開始,評書、彈詞已廣為人們所喜愛(注:王曉傳:《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329~330頁,《吳縣為光裕社維持公所慈喜暨學校經費以及整頓營業舊規準予備案碑》。關于蘇州的彈詞、評書,亦請參照未延保雄《從評彈看蘇州方言》(一),《神戶外國語大學論叢》23-3;波多野太郎:《道情彈詞木魚書》(下),《橫浜市立大學論叢》22-2.3。),當時提供給評書、彈詞藝人以最好的活動場所的,就是茶館。蘇州的評書、彈詞藝人究竟從何時開始出入茶館,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在道光年間,蘇州茶館已在館內附設曲藝場,館內中央設置高臺,招引評書、彈詞藝人,由此吸引更多的茶客光顧(注:例如江蘇巡撫裕謙的布告(道光二十年二月)中所示“各處茶館彈唱文詞,亦毋許男女雜坐,鬧至深更”。裕謙《勉益齋續存稿》卷十六,“訓俗條約”,道光二十年二月,江蘇。)。蘇州及其近郊,道光、咸豐年間以后,被稱為“灘簧”的雜劇日漸流行,于是“近來,茶坊中又有彈唱一流。男女對白,所唱者多閨房丑事,竟與灘簧戲無異”(注:余治:《得一錄》卷十一,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戲議》。)。由此可見,茶館中既可見到酷似灘簧的某種彈詞的演唱,又可見到灘簧戲的上演。茶館招引評彈藝人以吸引顧客的情況,其后在上海等大都市中不用說,連蘇州府、常州府下屬各縣的市鎮等處也暢行無忌。從清末到民國初年,評彈、雜戲、雜藝的上演,成為江浙地區茶館經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申報》光緒三年一月十五日,《爭坐構釁》;《申報》光緒八年九月十六日,《茶館被毀》;《申報》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論地方之害》;《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十一日,《淫戲宜禁》,轉引自中村作治郎前揭書。)。


   三


  茶館誘引顧客的手段,還包括利用爭執和辯論。在中國,當爭執產生之時,本有當事者將自己的種種主張向大眾訴說的習慣。清末的江浙地區,茶館作為人們的聚集之地,對于調解爭執,辯論來說可謂最適當的場所。發生爭執時,由旁觀者中出現仲裁者,無須進茶館就把問題解決的情況固然也有,但較為常見的則是當事者們約定“飲茶之后,言歸于好”,把解決問題的場所移到茶館(時間由雙方協議而定),在那里進行更為精彩紛呈的爭論以解決問題。這種將爭執、辯論帶進茶館,在眾多茶客的注視下,當事者雙方進行更為激烈爭論的做法,被稱之為“講茶”或“吃講茶”(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進行“講茶”的茶館,因有眾多看熱鬧的人蜂擁而至,對于茶館的經營者來說,“講茶”在確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吃“講茶”之際,當事者,還有各種前來援手之人,聞風來看熱鬧之人,正巧路過之人等等,一齊涌入,擠滿茶館,因此對于茶館來說,“講茶”是一次得以獲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錯過的機會(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在溫州江西幫針店同行的“講茶”,雙方各糾合了數十人的援手,爭論了兩天,僅此一項,茶館收入的茶費就達四千余文(注:《申報》光緒八年十一月十日,《溫郡近聞》。)。


  在茶館進行的爭執和辯論,既有如上舉溫州之例那樣,雙方各糾集數十人的助陣者,進行激烈對決的情況,也有僅僅一方有援手,其對方則近于孤立無援,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會發生殊死的應戰(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此外,一般來說,“講茶”時,與當事者雙方緊挨,相互瞪視相比,更多的是面向茶客,訴說對手如何不是,申述己方如何有理,直說得口沫橫飛,聳動眾聽?!爸v茶”的結束方法,也不一而足。如“眾咸以甲為理直,乙亦自悔,愿賠禮釋怨”(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所示,既有當事者的一方不得違逆“傍聽”茶客的意向而作罷的場合,也有混雜在茶客中的有權勢者及其當事人的朋友、熟人等,作為仲裁者出現,經他們說服之后才得以解決的情況(注:后藤朝太郎前揭書等。)。


  在茶館進行的“講茶”中,并非單純的爭執和辯論,從內容來說,“講茶”的當事者為原告和被告,茶客為傍聽者,具有法律審判的性質。在中國,本來就有盜竊事件等無須經過官憲之手,而由村莊、街道的有權勢者為中心的“民眾審判”的“法庭”進行處理的強烈傾向(注:今崛誠二:《中國的社會構造》,有斐閣1953年版,第115頁。)。在茶館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區,茶館作為這種審判的“法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書,第206頁,介紹了無錫榮巷鎮的事例。)。例如光緒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盜的渡船船夫,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并未將之訴于官憲,而是在求得同業支持之后,將犯人帶到茶館,經過“講茶”了結此事。在這種時候,茶館顯然成了“民眾審判”的“法庭”。這種“講茶”,被害者為原告,犯人被置于被告席,傍聽的茶客,則以“公眾調解”的形式進行促使原告與被告之間和解的調停工作。其內容簡單說來包括:(1)被告將盜竊的竹篙返還給原告;(2)被告負擔全部參加這一“講茶”者的茶水錢。由此,茶館也就可以確保得到許多茶水費,從而實現營業上的目的(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九日,《竊篙送還》。)。


  這樣,在清末江浙地區,每一家茶館,出于招徠茶客的目的,都歡迎作為調解爭執和辯論的場所,從而被利用為“民眾審判”的“法庭”。其結果,眾多的茶館就成為無需麻煩的手續、而能期待比較公平處理紛爭的場所為民眾所利用(盡管這是在有權有勢者、或曰鄉紳階層所容許的范圍之內的事情),從而也就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茶客,越發變得熱鬧起來?!爸v茶”之風,據說“原為蘇杭之陋習”(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五日,《講茶滋事》。),由此想來,當初不過只是在蘇州、杭州一帶流行,到清末,上海、常州、南通、溫州等處也都變得盛行起來。凡有茶館之所,就有“講茶”之事。官憲盡管經常加以禁止,但民間無視禁令,呈現出“隨禁隨犯,肆無忌憚”(注:《申報》光緒八年四月廿五日,《講茶滋事》。)的狀況?!爸v茶”作為簡單的仲裁、裁判的好處受到民眾的喜愛,官憲屢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個無人聞問的結果。


   四


  為了確保收入,茶館會時時卷入種種非法的營利活動之中。比如暗中推銷“淫書”、“淫畫”(注:《民立報》庚戌十一月廿一日,《茶館里面之春宮》;《民立報》辛亥一月三日,《茶館內漏泄春光》。),附設煙窟吸食鴉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書。),并且連官憲所嚴厲禁止的婦女入館之事也加以默認(注:嚴禁婦女出入茶館的布告,在蘇州由巡撫裕謙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齋續存稿》卷十六,《江蘇禁陋習各條示》)。其后,同治七年五月,巡撫丁日昌(《撫吳公牘》卷六八,《禁婦女上茶館》),光緒三年布政使譚鈞培(《申報》光緒三年五月廿三日,《蘇垣近事》),光緒十七年布政使登華熙(《江蘇省例四編》,藩例《示禁婦女入館吃茶》)等等,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館默認婦女入館之事,參見《申報》光緒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違禁》。)。


  也有些茶館在館內開設賭場,引誘茶客入內賭博,從中抽取“頭錢”。


  茶館提供賭博用具,將之貸與茶客,抽取“頭錢”的情況,在江蘇省蘇州府屬下各縣最為盛行。蘇州府下的元和、吳、長洲三縣,如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巡撫的布告所說:“有茶館酒肆,設置臺桌,無論擲骰、抹牌,誘人入局,藉以抽頭圖利”(注:裕謙:《勉益齋續存稿》卷七,江蘇《禁開場聚賭示》。)。鴉片戰爭以前,在“城廂市鎮”中,已經是“茶館抽頭”普遍盛行了,其后,從事賭博的茶館,在蘇州府下各縣與鴉片窟一起不斷增多,到同治末年,更發展到由“市鎮沿及各鄉村”(注:《申報》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記鄉村茶館聚賭煙燈小押事》。),“每逢一村,必有煙燈、茶館聚賭”(注:《申報》同治十二年九日廿八日,《記鄉村茶館聚賭煙燈小押事》。)。


  茶館兼設賭場的情況,浙江省也很多見。在寧波,“近來,不特僅在郡廟內逐日擺攤,即各茶館亦無不如是”(注:《申報》光緒七年七月廿一日,《認真拿貼》。)。在湖絲的主產地南潯鎮,“茶坊徹夜局人叢聚,爭賭競博”(注:《同治南潯鎮志》卷二三,《風俗》。),可見清末茶館內賭博之盛。


  茶館為確保收入而展開的賭博等業務,幾乎都是為清朝官憲所禁止的。因此,茶館的經營,自然帶有與非法社會相結合的傾向。茶館購入鴉片、賭博用具、淫書、淫畫、招徠演唱“淫戲”的劇團等等,這些都必須秘密地借助于“無賴”、“**”、“游民”之手。此外,由于茶館所兼營的種種不合法業務時常遭受官憲的彈壓,為在事前察知而加以逃避,與“無賴”、“**”的結合也就成為必然。其結果,造成了清末“無賴”、“**”、“游民”、“游棍”、“游閑無業之人”頻繁出入茶館,“**、游手好閑之徒,多以茶館為藏身之地”(注:《江蘇省例四編》臬例,光緒三十年,《嚴禁坐吃講茶嚇詐良懦》。)的狀況。


  茶館之中,為確保至關重要的茶水費收入,也不得不依靠“無賴”、“**”。光緒三十年(1904年)發布的江蘇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這樣說道:


  又,有一等茶館專藉**為生財之計。凡欲敲詐,必將其人圈至茶館,名為“吃講茶”,實則勾串嚇逼,恣意勒索,必致滿其欲壑而后己。開茶館者,又故昂其值,浮其數,甚有吃一講茶,至數十余金者。蓋揣其人之肥瘠為增減。然后,各**按成瓜分。雖曰茶館,實為陷阱,敗壞風俗,莫此為甚。此風不獨??ひ惶帪槿??!榇说裙魍?,橫行鄉里,見人懦弱可欺,即遇事作風,圈入茶館,以“吃講茶”為名,魚肉鄉愚,勾串折捎嚇詐。甚有一等無賴生監,日坐茶肆,朋比為奸,隨聲附和,最為擾累良民之舉。至到處皆有,而??ねêR粠в壬??!ㄗⅲ骸督K省例四編》臬例,光緒三十年,《嚴禁坐吃講茶嚇嚇良懦》。)


  這一告示,揭示了茶館經營中與“**”、“棍徒”完全結托,此輩故意尋找借口,以“到某茶館去有話說”為由,強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館,以“講茶”的形式惡意恐嚇,進行敲詐的
情況。在這樣的場合,對于“**”、“棍徒”、“游手好閑”者來說,在茶館內實行的“講茶”習慣,只不過是借助威勢恐嚇良民的手段;而對于結托“**”、“棍徒”等的茶館老板來說,“講茶”則只不過是招徠茶客,特意獲取非法茶水費的機會罷了。


  同時,值得注意的還有,這一告示還指出了“無賴生監”每日聚于茶館,“朋比為奸,隨聲附和”的情況??梢哉f,出入茶館的生員、監生、本來是被期待作為“講茶”之際的“公平仲裁者”而行事的地方上有權勢者和領導階層,但這一告示表現了他們當中亦有與“**”、“棍徒”交相結托,把不利的仲裁強加于“良民”頭上的情況。盡管尚未象“**”、“棍徒”、“游手好閑”、“無賴生監”等那樣以直接的暴力或憑藉威勢來維持經營,但以官憲再三再四發布禁令的賭博、“淫戲”、“講茶”等手法來作為誘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館是極多的,因此,茶館的經營,也就不可避免地與“無賴”、“**”、“棍徒”、“游手好閑”、“無賴生監”等以某種形式結合在一起,這樣,由于清末茶館的經營,具有某種顯而易見的無賴性與投機性,由于茶館的經營者出身于“無賴”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鄉鎮雜話》,大連日日新聞社1943年版,第30頁。),于是可以說,茶館的經營,是以“無賴”、“**”、“游民”、“棍徒”等的存在為前提,并且是通過這些社會階層的存在才得以維持的。


   結語


  在民眾暴動、革命黨人的武裝斗爭接連不斷,世情動蕩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茶館發揮了“如置郵送電”(注:中野孤山:《游蜀雜俎》,1913年版,第171頁。)一般迅速傳播與革命相關的種種消息的重要作用。這一時期出入茶館的人們的話題,往往集中在與革命有關的問題上。清朝官憲對比甚為警戒,命令無論哪家茶館都要在館內貼出寫著“勿談國事”的招貼,強制茶客保持沉默。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館的人們,有時低聲議論,有時則公然大談“國事”(注:在郁達夫前揭書(304頁)中可以看到,每日聚于茶館之人,“頭湊在一起低聲議論,熱心地談論國事”的情況。在李劼人《暴風雨前》(《李劼人選集》第1卷,第559頁)中可以看到在茶館內公然談論革命的情況。老舍創作的戲劇《茶館》(《老舍劇作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啟時,有茶館內張貼“莫談國事”招貼的場景。)。


  茶館中亦有成為哥老會、青幫、紅幫等秘密結社和同盟會的地下指揮部的。在光復上海時甚為活躍的張承槱,在與紅幫勢力共同組成革命軍敢死隊的過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內的萬安茶樓作為連絡集會的場所(注: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輯,《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實錄》。)。在光復上海中大顯身手的陳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幫,在上海的茶館中擁有眾多“黨羽”(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第106頁。四川省的情況,可參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四川保路運動與哥老會》,《講座中國近現代史》卷3,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哥老會員以“混堂子”的隱語稱呼茶館”(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結社》,復刻版1980年版,第63頁。),以之與“煙館”、“賭場”、“小押”(小型當鋪)一起作為其重要據點,茶館老板身為哥老會員的例子隨處可見(注:陳錦:《勤余文牘》卷一,《與琴巖論善后余事書》,引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944頁。關于四川的事例,陶奈恰可夫所著《鄧惜華》一書(一條重美譯,生活社1942年版)實乃有力的證據。)。


  秘密會社與茶館的這種結合,是茶館經營由“無賴”、“**”、“游手好閑”等的存在而得以維持的情況所必然產生的。哥老會、青紅幫等,時?!澳笤熘{言”以攻擊地方當局,此時,秘密會社勢力藉以散布“謠言”,使之“口耳傳播”的場所,就是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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